“天下六才子書”是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嘆所評定，此人的一大嗜好就是評書，而且評得特別精彩、非常有名。才子評才子，自然別具慧眼；能讓一個狂傲的才子看得上的才子，也必定是頂級才子。他們的書，自然也是頂級的才子書。
而細琢磨這份包含古典小說、古詩和先秦諸子的名單，會發(fā)現(xiàn)六部書從境界的高度講，是有層次的，而且直接指向著人生。這“六才子書”，正是人生的六重境界。
一、“市井”境界
讀《西廂記》，做深情人
人，首先是活在市井的。市井中，最容易入利益的井，成市儈的人。最難能可貴的，是持得住一份深情。比如西廂中那份。
王實甫《西廂記》面世以來，便有“天下奪魁”的美譽，金圣嘆更是贊譽為“天下之妙文”�！段鲙洝分械牟抛蛹讶�，有靈有性、有血有肉，追求自己的愛情。那是人的青春追求，對幸福的追求，有著熱烈的生命力。
讀過《西廂記》的人大概都會記得，男女主人公并不特別看重功名，他們更執(zhí)著于愛情，考取功名只是老夫人刁難這對年青人提出的條件。因此，盡管《西廂記》是以大團圓作結(jié)局，主旨卻在“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后來的才子佳人劇則忽視了這一點，而強化了功名成功與婚姻美滿的完美并存，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常常有人鄙薄它的淺陋和庸俗，而在古代士子乃至今天的很多人看來，淺陋也罷，庸俗也罷，這卻就是人生的圓滿，是人生理想的終點。
《西廂記》只說“有情人終成眷屬”，便是它的純粹，與深情。薄情是自古以來都尋常，追求金榜題名也從來不稀奇；難的，是做一個深情的人。
二、“江湖”境界
讀《水滸傳》，做仗義人
市井之外，是江湖。江湖之中，從來少不了刀光劍影、明爭暗斗。江湖中人，最難能可貴，是仗義。比如梁山一干好漢。
《水滸傳》之所以有著無窮魅力，流芳千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梁山好漢的“仗義”。這種仗義，是梁山好漢所特有的崇尚勇武陽剛的俠士風(fēng)范。吉兇相救、患難相扶，是《水滸傳》著力表現(xiàn)的一種文化。
在大相國寺，魯智深邂逅了林沖，林沖欣賞魯智深的武藝和豪氣，相識伊始，即與魯智深結(jié)拜成了兄弟。武松在柴大官人莊上剛結(jié)識宋江，便引為至交，情同兄弟。魯智深為了兄弟仗義大鬧野豬林，李逵出于仗義只身劫法場，武松為了英雄仗義怒打蔣門神，石秀因重兄弟仗義大鬧翠屏山……這些無不體現(xiàn)著吉兇相救、患難相助、共渡難關(guān)的仗義精神。
《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便是這樣一群具有仗義人格的好男兒。他們勇武無比，豪氣凌云，絲毫沒有世俗之氣，而獨有雄偉、勁烈的仗義之氣。好漢們?yōu)榛茧y兄弟抱打不平，表現(xiàn)出來的是“士為知己者死”的仗義精神，讓人動容，并為之感嘆。
三、“家國”境界
讀《杜工部集》，悲天憫人
江湖之上，是家國。家國意識，或許人人都有一些；家國情懷，卻不是誰都能有的。因為，這樣的人，都是悲天憫人的人。比如杜甫。
中老年的杜甫忠君到了有點傻頭傻腦的程度，而且完全發(fā)自內(nèi)心。安史之亂被叛軍俘虜，帶到淪陷的長安。他偷偷一個人行走在曲江的角落里，“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一個泣咽聲堵的老人，就是這樣睹物思人，哀慟欲絕。
聽到官軍打勝仗，他高興得“漫卷詩書喜欲狂”“卻看妻子愁何在”“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風(fēng)燭殘年，都到了“老病有孤舟”的地步，還在心系國家命運，一聽“戎馬關(guān)山北”，便“憑軒涕泗流”。如果要為“位卑未敢忘憂國”尋找廣告代言人，杜甫堪稱第一人；不，堪稱萬世師表。
可他的境況呢？一直“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一直顛沛流離，一直到乞討度日、斯文掃地。
杜甫最為后人稱道的是他的悲天憫人情懷，這在他的《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等詩中反映得淋漓盡致。他的詩，包含著自己的真摯情感和感受，是咀嚼著那個時代的苦難，用血和著淚一個字一個字苦吟而成。其中是對人類苦難的不可抑制的同情，令人感嘆、感動。“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梁啟超在講演中稱他為情圣，真可算他天下第一知己。
從世俗的層面，杜甫的一生的確是個悲劇。唯一讓人安慰的是，詩窮而后工，艱難玉成了他。這個苦難的天才，也給我們苦難的人生以昭示。真的沒有什么，歷史是公正的；你看，“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四、“古今”境界
讀《史記》，贏過命運
市井，江湖，家國，只要肯走，是可以趟出這條向著遠方的路的�？墒敲\，往往讓人無奈，仿佛不可撼動。可還是有人能，比如司馬遷。司馬遷，是一個讓世人眼含淚水的人。
在《中國文學(xué)史》中，司馬遷占據(jù)了近二十個頁碼，與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比肩。他自己可能絕難想象到，自己會出現(xiàn)在兩千年后的文學(xué)史里，并居于崇高的位置。這不在于他的語言有多華麗，技巧有多高超，而在于他的《史記》以及他本人的遭遇，最好地闡釋了生死、成敗、人性、命運、苦難等最重大的人生命題。
宮刑改變了司馬遷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命運。如果沒有宮刑，《史記》會是另外的模樣。司馬遷由于自身的遭遇，很早就看出了人類的悲壯、不平與傷感。他對現(xiàn)實有太多想不通的地方，在“太史公曰”里，他經(jīng)常使用反問句，且語氣強烈：“難道不痛心嗎？”“怎么可能呢？”“又有什么用呢？”這些都是司馬遷的疑惑和不屈。
司馬遷的痛苦通過《史記》，流進了中國文化的血脈。每個閱讀《史記》的人，一定與閱讀其他歷史著作有著不一樣的感覺，會感受到一種無處不在的悲憤情緒，仿佛看到司馬遷寂寞、孤獨的身影。
有人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諷刺，但司馬遷的歷史超越了時代。兩千年后，與現(xiàn)代人比，從許多方面來看，司馬遷的境界并不落后。漢武帝能決定司馬遷以及當(dāng)時那個時代人的命運，而司馬遷卻影響了無數(shù)時代人的精神歷程。
五、“天下”境界
讀《離騷》，做崇高的人
有的人，不能逃脫命運，可是卻能在宿命的悲劇和幻滅中，浴火重生，完成自己的涅槃，將生命的質(zhì)地永恒地定格在崇高上。這或許更難，因為是在不能自主的處境中，保住了精神的自主。比如屈原。
2000多年前，屈原因國破而投江。他身上是那種傳統(tǒng)的士大夫精神�！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屈原，他如果不能兼濟天下，就選擇悲壯地結(jié)束人生。
在屈原的眼中，沒有委曲求全，更沒有首鼠兩端。參政本不是屈原的本職，但他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在國家危亡、現(xiàn)實黑暗時，毅然站了出來；當(dāng)不能成功時，他又選擇了一種決絕的方式結(jié)束人生。
我們今天常說中國人缺少信仰，實際上是道德感的缺失，因為中國人是把道德當(dāng)宗教來信仰的。這樣的道德感是中國人需要的。
屈原曾說“舉世皆濁我獨清”，這并不是說整個世界都是壞的，只有自己是好的，而是要保持一種情懷，一種內(nèi)在的崇高感，是服從這種內(nèi)在和靈魂上的崇高感。不放棄這種崇高感，就叫舉世皆濁我獨清。
六、“天地”境界
讀《莊子》，做逍遙人
無論是深情、仗義、悲天憫人、戰(zhàn)勝命運還是活出崇高，在道家和佛家看來，都還是執(zhí)念。唯有放下執(zhí)念，破除我執(zhí)，人才能融化于天地，得大逍遙。這就是莊子的主張，莊子的追求，莊子的境界。
莊子主張泯是非、齊萬物、逍遙游，表面上看無用，其實是最有用的，“無用之用，方為大用”。那是一種精神的自由，絕對的自由，超脫了世間的羈絆。比如，有時我們會抬頭看天、看云，想象著自己飛上天空，我們能說這沒有意義嗎？雖然無法飛起，但是如果我們連一顆想象飛翔的心都沒有，豈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當(dāng)下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現(xiàn)實的可能性，而是想象的可能性。大多數(shù)中國人是徹徹底底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什么東西都要跟實際的利益聯(lián)系起來。至于那些想象的東西，對于他們太遙遠了，太虛了，因而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他們只對現(xiàn)實的東西感興趣，功利心十分直接和明確。他們的內(nèi)心深處，從來沒有想象的位置。
于是我們會發(fā)現(xiàn)很多中國人過得很辛苦，不幸福，不快樂，哪怕物質(zhì)生活已經(jīng)相當(dāng)豐裕，有名有利，有頭有臉。
莊子的意義，就在于告訴我們：人與動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不僅有現(xiàn)實的世界，還有想象的世界；不僅有現(xiàn)實的生活，還有想象的生活。而且，想象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質(zhì)，或本質(zh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