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逸軒

 三墳五典，是指中國最古老的書籍。三墳五典一詞最早見于《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稱贊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杜預有注：“皆古書名。”《尚書序》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

　　鄭玄說，“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因此三墳即三皇之書，五典謂五帝之書。至于《八索》與《九丘》是指“八卦”與“九州之志”，一說是《河圖》、《洛書》。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是什么？三墳就是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經，或者說是《尚書》，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疇，就是《河圖》、《洛書》的理數。

　　　　早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相傳就出現了“檔案”，“三皇”時期的“檔案”稱作“三墳”，章太炎先生在《檢論·尚書故言》中說：“墳，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記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是說春秋時代齊國管仲將“三皇”時代泰山十二家石刻內容抄錄下來，即稱“三墳”。 

  甲骨檔案：

  “五帝”時期的檔案稱作“五典”，孔安國在《尚書·序》中稱：“五帝之書，稱之‘五典’，吾常言也。”孔安國認為“五典”即“五帝”時期形成的檔案。

　　除了“三墳”、“五典”，《左傳·昭公十二年》又言，上古檔案還稱為“八索”、“九丘”。
　　關于“八索”，唐代學者孔穎達援引據傳是孔安國作的《尚書·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意為上古檔案的“八索”即為“八卦”之書。

　　至于“九丘”，孔穎達解釋為：“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他認為“九丘”檔案即中原九州之方志。

　　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先夏時期中國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們分別被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有楚靈王稱贊左史倚相說：“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歷代注家都說是“古書名”，賈逵說：“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

　　鄭玄說，“三墳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說這話的“昭公十二年”是公元前530年。可否由“能讀”，推斷“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前代的文字讀物。

　　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為什么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

　　《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顯然，這是從上述用字的含義上來解釋的，并沒有涉及這些遠古典籍所使用的載體是什么材質。
　　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筆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書序》的說法，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去追究這種說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說去探討是否還有其它的解釋了。然而，隨著對符號學的深入思考（參閱筆者所著《符號之謎》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特別是1997年以來對《山海經》的考證，以及對帝禹時代繪制《山海圖》可能采用的信息載體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繪制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這項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圖》），筆者開始意識到“墳”、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圖書符號載體。

　　眾所周知，“墳”的正體字由土和賁構成，異體字由土和文構成。根據《辭海》，它有多種含義：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順貌，土松而起貌，書籍的一種。因此，《尚書序》將《三墳》的墳字解釋為大，頗為勉強。在筆者看來，《三墳》里的“墳”字，其實是指當時的圖書載體和文字載體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種類似兩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土也包括石頭，因此《三墳》之書，也可能采用石板載體。

　　事實上，人類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畫（中國文字的發明，就曾受到鳥獸足跡的啟發），在洞穴上和巖石上作畫，在卵石上寫字（這種有字的石頭，被稱為會說話的石頭），而古希臘人所說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頭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從上帝那里獲得的《十戒》，也是刻寫在石板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漢字的墳，也可以解釋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義有：常規，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質物（典當），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書，我們今天知道其內容的只有堯典和舜典）。

　　那么，這種被稱為“典”的書，到底是一種什么模樣呢？這就要從典字的象形來追溯了。在漢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黃、翼和異的原形正體字，都有一種共同的符號，即一橫下面加兩個支撐狀的點，這種符號的象形含義乃是一個陳列架或陳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幾；當然，這不是普通的桌幾，而是用于陳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儀式或宗教巫術儀式上。

　　因此，“典”的原義是指一種陳列或安置在桌幾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它的作用相當于公告牌、公約板、神諭碑、法規文書和行為規范告示。它可能是從契約演化來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約大型化、公開化、莊嚴化，其材質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絲帛（附著在硬質材料上）。典這種文書的發明者，應當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進一步演化就是冊，史載殷先人“有典有冊”，冊就是后來的竹簡或木簡，它們是由典的不斷小型化、輕便化、折疊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愿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當是指結繩紀事符號體系，或許還包括以絲帛或其它編織物為載體的文書（在絲帛上寫字繪畫，或者編織出能夠傳遞信息的圖案符號）。事實上，中國人最先發明了養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國制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發明風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

　　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于結繩紀事和結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

　　“丘”字的含義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區域（四邑為丘）。從字形來說，丘指有平緩坡度的地形地貌。問題是，兵字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實，兵字實際上是斤和陳列桌幾的合形，即把“斤”這種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狀）陳列在桌幾上，相傳這是由蚩尤最先發明的，所謂“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為神器來供奉。 那么，《九丘》這部書，為什么偏偏要選擇用丘字來形容或指稱呢？《尚書序》取其“聚”的含義，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這是因為，丘還有山川的意思、區域的意思、龐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豐富的隨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義綜合起來，很像是一種模擬的實物地圖，即在不同模擬區域上有著象征該地理方位的物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社稷壇的五色土上陳列著相應方位的物產。更深一層地說，“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還表示中央的統治權力遍布天下東西南北中的所有區域。

　　有鑒于此，《尚書序》所謂“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實際上正是《山海經。五藏山經》的另一種說法，或者是《五藏山經》的另一種版本。

　　根據筆者對《山海經》二十余年的研究，認識到《山海經》一書系由帝禹時代《五藏山經》、夏代《海外四經》、商代《大荒四經》、周代《海內五經》合輯而成，時在春秋末年，編輯改寫者為公元前516年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學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經》具有地理實測和國土資源考察基礎，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尋，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國景觀，實乃中華文明與文化第一歷史寶典，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文化遺產。

　　因此，《九丘》是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它平鋪在一處圣潔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幾或支架），有點象今天的模型沙盤，也可能是一幅巨畫，畫有五區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產，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觀。或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1999年9月9日，筆者和夫人孫曉琴歷時多年，終于創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畫《帝禹山河圖》，將《五藏山經》所記載的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處、地望348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奇的動物都是由人裝扮的）、人文活動場景95處等等內容全部繪出。為此，筆者曾欣然作詩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內外，千古一圖收。”大禹若有靈，當驚圖復出矣！ 綜上所述，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確實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有必要從源頭抓起，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必要從一點一滴做起，是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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